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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08

院长观点 | 贲圣林: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世界和中国

2020年5月8日下午,浙江大学政协委员会客厅“委员云会客:后疫情时代的机遇和挑战”主题活动在云端直播举行。浙江省政协常委、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贲圣林受邀参加本次活动,以“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世界和中国”为题发表主旨演讲并与观众进行了在线互动交流。

 

以下根据贲圣林教授发言实录整理而成:

 

大家好!今天我想就“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世界和中国”这一话题与大家分享一些我的观点和想法。我选取的一个关键词是“肆”,既代表着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同时也是数字“四”的大写形式。下面我将围绕此次新冠疫情演变的四个阶段,疫情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四个影响与冲击,目前全球抗疫过程中面临的四个突出问题和挑战,以及后疫情时代四个方面全球发展趋势分享我的一些思考。

 

一、新冠疫情演变的四个阶段

 

疫情发展至今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去年12月到今年2月,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地区孤军奋战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其后至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病毒视为全球大流行,疫情在欧洲,特别是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及德国等国快速蔓延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美国及英国逐步成为全球疫情震中的阶段;第四个阶段是目前全球共克时艰、抗击疫情、打造命运共同体的阶段,包括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巴西等在内的全球诸多国家都已成为了主要疫情国。

 

 

 

就疫情时间节点来看,海外累计报告确诊病例第一次超过我国本土病例的时点是在3月15日左右。目前,在疫情二、三、四阶段陆续发展为疫情震中的十个国家,都已经进入全球新冠疫情累计报告人数前十名。从3月28日起,海外每日新增病例持续在6万以上,平均每天新增约8万左右,平均每12天左右增加百万的速度:4月3日,海外新冠疫情累计确诊病例第一次突破100万人;4月15日,海外新冠疫情累计确诊病例突破200万;4月28日,海外新冠疫情累计确认病例突破300万。目前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突破400万例。

 

二、疫情对国内经济以及全球经济的四大影响

 

疫情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主要通过四个方面传导:第一,从疫情防控的角度来看,输入性防控压力将延缓国内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活动的恢复,影响内需反弹的速度。无论是在早期防疫过程中,还是现在的全球疫情背景下,我国经济内需水平均受到了较大幅度抑制;第二,对外需带来直接冲击。海外疫情的大幅扩散,将在短时间内明显抑制全球常规经济活动,全球投资和对外贸易均面临较大压力。相比内需来说,外需与外贸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恢复;第三,全球产业链断裂,面临重构的压力;第四,短期内全球资金可能会为寻求避风港而向中国转移,这是疫情可能给国内经济带来的正面影响之一,有助于国内资本市场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疫情的变化给我国经济带来动态的影响,目前疫情随时间不断演变,仍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中国第一季度GDP负增长为-6.8%,和历史正增长6%相比降幅12%以上;3月份城镇失业率为5.9%,相比之下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整体来看,我国的产业体系目前扛住了疫情带来的冲击。但是疫情冲击具有较高的不对称性,对各个地区、行业甚至不同企业带来的影响都是不同的。从地区来看,疫情对浙江地区冲击较小,浙江第一季度GDP增长为-5.6%,降幅小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舟山地区更是逆势实现了超过10%的增长;在全国范围内,西部等涉外经济较弱的地区受疫情影响较小,西藏地区GDP仍保持有1%的增长。从行业来看,疫情对新经济、数字经济产业影响较小,甚至有利好推动态势。从企业来看,同一个行业内信息化、智能化水平高的企业在应对疫情变化时显得更加游刃有余。

 

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主要也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总需求下降。在疫情的影响下,全球消费及服务业受到重创,尤其是对很多发达国家占据经济总量比例更高的服务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第二,疫情使得全球生产经营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总供给锐减;第三,就业压力激增。失业潮已在美国显现,3月中旬后有3000多万人首次申请失业救助,形成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失业;第四,市场预期恶化,主要经济体PMI大幅跳水,美国股市在十天内出现四次熔断。此外,疫情带来的衍生风险如债务危机、新兴市场的外汇风险等也随着疫情恶化而逐步显现。

 

 

总体来看,全球经济衰退,这已成为一个相对的共识。同样,疫情冲击对全球各个地区、行业、企业也具有不对称性的影响。从地区来看,疫情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在发达国家中,德国相比于其他欧洲国家复工复产可能会更早。在美国,技术型公司在此次疫情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抗疫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微软、亚马逊Amazon以及脸书Facebook的市值也实现了不断增长。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技术产业较发达的西海岸地区在此次疫情中表现更加耀眼;而拥有微软、亚马逊总部的西雅图地区,未来“风头”也可能会进一步盖过拥有硅谷的旧金山地区。从产业来看,即使是传统产业,两极分化也较为严重。例如,阿迪达斯向德国政府申请救援保护,而同一行业的耐克在中国今年前三个月实现了超过100%的业务增长,在全球也有超过20%的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其自身数字化、信息化水平较高,在电商平台上较为突出的表现。

 

三、全球抗疫的四个挑战

 

目前,全球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还面临着四个突出的问题和挑战:第一个挑战是疫情爆发前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就已相对疲缓。我所在的团队对包括中国以外的亚太4国、美洲3国和欧洲8国共15个主要经济体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这15个主要经济体在疫情前已经显示疲软态势,有9个国家年GDP增长低于1%;第二个挑战是财政政策空间相对有限。在这些国家中,有9个国家出现财政赤字。截止今年年初,全球主权国家的政府债务达70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70%,是中国GDP总量的五倍,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政府债务水平的两倍以上。近期有100多个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表明了各个国家在应对新冠疫情中均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第三个挑战是货币政策空间相对狭窄。疫情期间,不仅短期利率呈现零利率或负利率走势,而且长期利率也接近零利率或负利率。研究中有4个国家的十年期国债利率不同程度呈负利率,11个国家的十年期国债利率低于1%;第四个挑战是国际治理机构协同合作不足,国际互信缺失。像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G20等全球性组织在此次疫情中虽然尽力,但仍显力量有限、作用不足。

 

 

目前全球抗疫中面临的这四个挑战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的,暴露了国际机构能力不足、各国政府之间协调不足、信任赤字扩大等问题。此次疫情对全球的政治、经济、法制、社会、国际秩序等都将产生深刻而重大的影响。

 

四、后疫情时代全球发展四大趋势

 

针对后疫情时代全球发展趋势,我认为可以从“四化”角度来分析:一是全球化。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全球化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在疫情爆发前,全球经济环境就已出现“逆全球化”的现象。当一个国家将其核心生产能力放置于海外并建立工厂时,国家的安全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未来,全球化可能会向“区域化”演变,甚至成为“本土化”、“国产化”,最近东盟十国和中、日、韩等国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的谈判取得了较好的进展就是一个例子。因此,此次疫情可能将会加速全球化重构与发展的方向与内涵;二是市场化。在过去四十年中,全球有极端市场化倾向。例如,在公司层面过于强调股东价值最大化,过于关注股价而忽略利益相关者与社会责任。未来,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可能将会实现重构,这种趋势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西方国家中都可能会表现强烈,国家资本主义色彩加重。政府、国企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主导的决策可能将会更为重要。国计民生认定的范畴将会扩大,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所形成的部分领域过度私有化、市场化等势头有望得到一定的减缓甚至是扭转;三是专业化。在企业层面,过去三十年企业都追求过度的“专业化”、过度的证券化与市值管理,甚至唯华尔街马首是瞻。在效率与安全中,往往舍弃了安全,追逐极致的高效率。而在未来发展中,多元化、集团化趋势有望抬头,牺牲一定的效率来提高安全性,对冲风险、分散风险将成为更多企业的考量;四是智能化与智慧化。这是一个大趋势,反映了全社会信息化、数字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从国家层面来看,如果我们中国没有全民使用智能手机、实现全民上网,那么这次疫情爆发后我们就无法通过健康码等措施开展精准智控。从企业层面来看,如果没有在线销售、在线办公的能力,那么企业将很难正常运行。从个人层面来看,如果没有在线电商、在线支付、在线社交以及在线教育等手段,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会面临极大的不便。因此,以新零售、新金融、新经济、新政务等为内容的智慧社会发展的大势在疫情推动下已不可逆转。

 

此次新冠疫情危机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对于效率、安全与社会公平三者之间的权衡,整个社会也在这次疫情中不断地调整与重构。此次疫情将会使得极端市场化、全球化趋势减缓甚至逆转。在过去四十年里,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等启动了相对较为极端的市场化、自由化政策。在苏联解体后,呈现“世界大同”态势,意识形态貌似趋同,国家安全意识淡薄。而在最近这段时间内,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华尔街等资本主义推手加持等因素,全球化的无节制发展引发全球范围内社会公平问题出现严重危机,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大大缺失,也因此引发了占领华尔街、脱欧、美国优先等反全球化、反市场化运动的浪潮。同时,此次新冠疫情也将会使得天平向安全这一端加码,国家安全、企业安全将会得到进一步重视。在此次疫情中,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公共服务短板、政府能力短缺等问题得到了突出暴露。未来,也需要进一步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加强政府功能和作用,包括税收政策的再分配等,从而进一步解决公平缺失与服务缺位等社会问题。不可否认,国家、企业乃至个人的治理水平、文化素养以及技术能力的差异,成为了各个国家在这次防控疫情表现的分水岭。

 

最后,我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能够进一步实现。每一次危机带来挑战的同时也都孕育着机会,催生出新的变化。无论是“30年战争”结束带来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界定了主权国家平等与独立问题的理念认同与制度安排,还是目前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在内的二战后催生的国际治理机制,或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之后诞生的二十国集团(G20),都是危机与变化的产物。所以,此次危机也必将带来新的改变,“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将会获得更广泛的认同,同时也将推动构建更加和谐、公平、协同的人类社会发展结构。

 

在这样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技术推动生产力大大提高,地球也真正地变成了“地球村”,但是国际治理能力水平还远未跟上。因此我们应当加快补齐国际治理能力短板、重构国际秩序的格局、建立和修复国际互信机制。此次疫情像是全球各个国家制度的一次“大考”。各个国家的国情各异,但需在多样性的基础上实现包容和共同发展。作为中国,我们应当做好自己的事,在不断提升生产力水平、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同时,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疫情大背景下,我们浙江省、浙江大学表现突出,未来大有可为!浙江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作用凸显。作为数字经济、数字金融的引领者,站在全球化、市场化、智能化的前列,相信只要我们继续齐心协力,一定能够化危为机,大有作为!

 

谢谢各位!

 

 

 

提问与回答

 

1.新冠疫情下,中美关系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将对国际关系工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贲圣林:中美关系在疫情之后将会迎来一种新常态。早在疫情爆发前,中美互信已存在缺失。美国国内,在几乎所有的政策上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会争锋相对,但唯独在针对中国的问题上有共识。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希望中美能够避免一些重大的误判。前面我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希望让各个文明,各个国家在一个多样化包容的环境里,追求更健康、更文明的发展。世界需要中国,但中国也确确实实需要世界和美国。中国应当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当时的“西班牙流感”,是美国走向国际舞台中央的一个起点。我想,我们也正走在这条路上。

 

2.在新冠疫情的形势下,科研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是否面临与西方国家脱钩的风险。高校的教师可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贲圣林:脱钩的风险不完全是因为新冠疫情。新冠疫情可能助长了一些民粹主义。新冠疫情将进一步阻碍在核心技术、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扩大了脱钩风险,但其实在这之前已经存在类似的挑战。所以我们应当分清边界,对于自己研究的领域可以分层级管理,对于合作伙伴的选择也要充分考虑。中美之间的竞争意识较强,但中国和欧洲,像是德国、瑞士、法国,或是中国与近邻,如韩国、日本等国家之间会有较多的机会展开合作。全球化将会逐渐呈现一种包括区域化、双边化、多边化的态势。除了英文系的国家外,仍有许多合作伙伴可以供我们选择。

 

3.应当如何应对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影响?比如是否应该手握黄金,购买美元,又或是手里的房子是否要早点抛售?

 

贲圣林: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对于投资者来说,资产组合的概念与配置都因人而异。安全性、收益性、流动性三角之间的平衡非常重要。在疫情期间,全球恐慌状态下,主要应考虑安全性因素。以安全性为主的资产,比如黄金、美元受到了一些推崇。但后疫情时期,美元和黄金自身实际是没有收益的。正如刚才说到的,很多发达国家都是零利率、负利率,而我们人民币即便放到银行还是有正的收益。中国在短期内会成为全球资产的避风港。在这样的情况下,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状况优化自身的资产组合,包括币种的组合,在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本文根据贲圣林教授2020年5月8日在浙江大学政协委员会客厅上的发言整理而成。整理人:陈晨、陈雪如、李心约)